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国运兴衰的宏观与微观之万历十五年
2024-09-09【大号字】 【中号字】 【小号字】 【打印】 【关闭】
朱翊钧，一个明朝在位时间最长，却28年不上朝的“懒”皇帝。张居正，一个生前权势滔天，却死后身败名裂的改革家。申时行，一个追求中庸之道，却被后人认为一事无成的内阁首辅。海瑞，一个道德楷模，却不被文官集团同情和认可的御史。戚继光，一个民族英雄，在本应创建热兵器作战部队的年代，却选择北上修长城。李贽，一个泰山学派的思想家，却一生活在自相冲突之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六个人物入局，在一个无关紧要的1587年，为我们讲述了大明帝国的衰亡。作为一名由杭州联合银行派驻长兴联合村镇银行的行长，本人闲暇之余比较喜欢阅读，这本书带我走进大明帝国的历史。1587年西方正在经历大航海时代，同时科技革命和宗教改革如火如荼；1587年日本正在丰臣秀吉的带领下走向统一，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大明帝国在一元化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政治、教育、经济、军事、文化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幸当时的中国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清承明制，社会的根本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当国际化的潮流汹涌而至，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然不多。
《万历十五年》一共有七章，我想分成三个章节来分享：第一章节是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三位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在面对国家治理存在的根本问题时是如何应对的。第二章节是国家的两位典型中层，海瑞和戚继光在一元化体制下是如何挣扎的。第三章节是代表哲学思辨的文人阶层，李贽面对道德和现实的巨大差异，如何自相冲突的。他们中无论是谁都无法在已经被固化的社会关系中挣脱，最终都未能改变现状，落得凄凉下场。
世间再无张居正，只有“中庸”者申时行和活着的祖宗
1368年洪武朱元璋创建大明帝国，废除了丞相制度，皇权的强化达到历史顶峰。皇帝与处理具体事务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皇帝拥有最终审批权、人事任命权，并成为了国家的象征，文官集团则全部通过科举选拔，那时候的科举考试内容来源于朱熹注释的儒家经典。整个国家都受整齐划一的儒家思想指导，抽象的道德成为了治理国家的唯一准则。文官集团要遵循儒家思想向皇权表现出“忠道”，皇帝则要表现出“恕道”，如此君臣同心，期望实现大同之志（所以为什么宋仁宗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皇帝）。由皇帝直接处理与文官集团的关系，做整个所有事务的决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自永乐起明朝又组建了内阁和司礼监的相互制衡机制，制衡术运用得越好，皇权就越稳固。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靠制衡之术肯定不行，其真正秘诀还在于思想，在伦理道德的力量下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最后一切都概括为世人对皇权的“忠”。在这样的政治制度设计下，国家的稳定就需要统一思想，崇尚均衡，任何可能打破均衡的创新都不会被支持。这个体制要求道德伦理渗透到经济、教育、司法、军事等各个领域，还要求成为整个国家执政的依据，这就是一元化。可以说一元化是以牺牲整个社会进步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巩固了皇权统治的制度体系。这样的体制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官集团的真实想法。因为道德背后肯定有私心，每个人都有“阳”和“阴”的双重性格。明朝在官僚制度的设置上是力崇俭朴的，给与官员的俸禄微薄到不合实际。万历朝距离明朝创建已过了200多年，双重性格发展的越来越明显，文官们一方面以仁义道德标榜，另一方面又在从政的过程中极力满足自己的私心。结局就是他们成为这种体制下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从而也更愿意维护这种体制。二是治理国家的方法问题。因为道德是抽象的，比如善良、仁爱、谦让，是不能妥协的。而治理国家却是错综复杂的，是现实的，在对待善良、仁爱、谦让时，标准是什么？道德和实务间留下了巨大的中空地带，现代人都清楚，这里应该是法律、制度和统计等现实手段。文官们用伦理道德填满中空地带，再加上人性“阴”的一面，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运作会多么缓慢，政治会多么腐败。交待完背景，再来看看三位高管的选择：先讲张居正，他无疑是一个权臣更是一个能臣，他的税务改革、官员考核制度、土地清丈政策都是尽全力在修复中空地带，但张居正最大的问题是把所有文官都纳入个人的严格监视，凭个人的标准升迁罢黜，用监察机制推动自己的政策改革，用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做法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他在“阳”的一面，尽力展现了自己的“忠”，但他仍不能摆脱文官的双重性格，在尽“忠”的过程中，谋取私利（这是导致万历心灰意冷的第一个导火索），死后被清算自然再所难免。而张居正死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有这个机会和能力改变明朝了。再来说说万历皇帝朱翊钧，很多人认为他是明朝灭亡最大的罪人，他固然具有可恨之处，但也一定是个可怜之人。9岁登基，首辅是张居正，司礼监是冯保，本应有的制约，却是迎来一个通力合作的开局。皇权对于他而言仅剩下礼仪，他描述自己的“朱批”（象征最高权力的审批）只是在练习书法。张居正和冯宝先不提个人操行，在对待皇帝这个问题上，却是尽心尽力，留给万历最大的“忠”，换来近十年的“万历新政”。但万历不是宋仁宗，他没有用“恕”对待他人，亲政的欲望压倒一切。从张居正的清算一案中，万历表现出了乾纲独断的一面，新政全面废止，亲手终止了本来可能迎来的“万历中兴”。然而万历皇帝性格优柔寡断，当他看到朝堂百态后，领略过文官们标榜道德仁义背后各种为名为利的“阴”后。他应该是觉得恶心的，但他也深知自己是这个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他没有能力和魄力去改变，也没有动力去改变，他甚至羡慕自己的叔祖正德皇帝（用荒唐和出格来对抗）。他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性格的方式，1586年，他主持了殿试，题目为“无为而治”，之后在万历十五年开始了另人惊讶的28年不上朝，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祖宗。选择“无为”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因为在这个体制下“穷兵黩武”、“酒池肉林”、“横征暴敛”、“大兴土木”都会被文官集团弹劾罢黜，只有“无为”不会，“无为”本就是这个体制中的一部分。最后再来看看申时行的选择，他经历了张居正的清算和万历的罢朝。他的故事从经筵开始，经筵是帝国一项重要的制度，主要功能是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以期古为今用。尽管从皇帝到大臣都反感这种形式，但仍必须不折不扣的坚持，因为礼仪是帝国维持统治的根基，表现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大同之治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经筵是向在世人证明这种体制仍然有效。申时行极力维持着这种无聊的礼仪，而他从张居正身上看清楚了文官集团的“阳”和“阴”，洞察了国家治理的根基，任何决策必须与全体文官集团相安不忧，才可以被执行。申时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和谐，在和谐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中庸”之道，在夹缝里寻找治理国家的机会。这样的人仍然是可敬的，虽然他被后人评价“首尾两端”、“毫无作为”，但这个老人确实在那个时代尽了自己最大的“忠”。
古怪的模范官员和孤独的民族英雄
海瑞和戚继光是幸运的，虽然晚景凄凉，但却将自己的名留传至今。海瑞是那个时代最奇葩的存在，作为道德楷模他确实做到了洪武朱元璋要求的一心服务于公而牺牲自我。这样一个官员因为无可挑剔的“阳”，求得了自己最渴望得到的“阴”——声望，成为了那个时代从文官到百姓最大的麻烦。世人仰慕他，文官为其树大旗，但却无人敢用他，海瑞的大部分履职都是身处高位的闲职。几次有实权的履职又很快被弹劾。为什么一个心中只想为国尽忠为民办事的“好”官却成为了社会的麻烦。究其根本就是那个时代的官员实在缺乏治理的才能，“志大才疏”可能比“尸位素餐”更可怕。引用一段很有名的海瑞的司法判例，就可以明白：“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当时的判罚不依据契约和产权保护，只是依靠儒家经典，实在是非常可笑。明朝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土地和税收制度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在海端时期，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免税的官僚阶层，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仅凭道德妄想复古，确实对的起“志大才疏”的评价。一直都在讲文官集团，而为什么不讲官员集团？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就是军人。在那个年代，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施政原则是不想容的。文官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追求中庸之道，如果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是失败的象征。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只有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一元化思想才能治理国家，军队的成长会打破这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人得不到社会的重视，武将大多粗鄙不堪。在军事补给上，明面上依靠中央，实则全由地方就近提供，一个卫所可能接受十几个县府的补给。从本质上这个帝国是由无数个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体，军制的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进攻敌国，只是为了应付地方叛乱。军队战斗力差且调动混乱，无法组织有效的进攻防御力量。这就不难解释当时拥有世界最多常备军（200余万）的大明帝国会让国家尚未统一的倭寇横行了。戚继光无疑是一个天才，他的才能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体现了他就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那个时代国家运行的本质。他没有触动整个国家的体制，为了只做力所能及的改革。这种实用的改革让他成为了民族英雄。而即便是这样力度的改革依然与文官集团意志不容，戚继光选择了自己的“阴”，得到了张居正的支持。而他最终也在张居正的清算中身败名裂。戚继光于1568年履新，在蓟州任达15年，期间组织了军备改革，这次改革贡献的可能性在我看来非常重要，戚继光建成了混成旅，配套了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现代化军队可能就此萌芽。然而，军人系统与文官集团的冲突不会因为一个张居正的支持而改变。军备改革也因为北方战事的缓解而没有了支持的必要。这种军备的改革也依赖集中的财政和大规模生产的支持，这在当时的政策体系下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局面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仍然看不到任何改变，现代化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终究是无法相容的。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和戚继光双双离世，这个帝国的中层，无论有德还是有才，都无法为时代的进步做根本性的贡献，这无疑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悲哀。
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前面两个章节讲了太多的“阳”和“阴”，私人利益和公众的道德的融合问题是困扰这个国家读书人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孔孟的学生们终究无法迎来大同之治。在当时，有很多读书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李贽就是其中一个。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李贽完成了儒家伦理中家庭的一切义务（妻子离世），用剃发为僧的行为逃避了儒家思想下家族的束缚。他一生都在思考私益与道德的关系，他的故事始终贯穿着自相冲突。他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一边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一边又在儒家的框架下寻找个人精神的表达。他一边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一边又认为贪污是合理的。他拒绝用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既不背弃道德，又推崇当权者可以不择手段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推崇张居正）。一边言语攻击文官集团的虚伪，一边又欣然接受他们的物质馈赠。他最大的矛盾就是生在一个思想僵化的时代，所有个性的表达只有开创性而没有建设性，最后只能落得一个自嗨的下场。在这一章节的最后，我还想说说儒家思想。“阳”是人性中的善，而“阴”就是人性中的恶。孔子的核心学说是仁，仁可以为善，但孔子又让世人警惕不仁的念头，性恶来自于先天。孔孟之道从汉朝董仲舒起，逐渐成为了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并且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学者们开始为其赋予更多的注释。南宋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最有权威性，他认为历史各朝的兴衰都有共通的原则，就是天理，人欲会违反天理，补救的办法就是格物，他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地理等学科，但却并不是想从学科中追求真理。因为真理早有结论，结论出自孔孟，结论与格物的关系并不是观察和归纳，而是类比。格物让读书人有了获取了“阳”的统一途径。作为要求读书人整齐划一、统一思想的明朝，自然会将朱熹的理学做为了科举的唯一标准。格物真能灭人欲吗？显然不能，因为这套理论太抽象了，用答案来验证答案，最终还是回到起点。所以另有学派认为理学舍近求远不得要领，这就是心学，心学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各人以直觉为主宰，经典就可以全然不顾。这种理论更抽象，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说到心学，不得不提王阳明，他以理学入局，他心中的天理是儒家的道德观。他最大的贡献是找到了解决方案，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近乎解决了“阳”、“阴”融合的问题，但是这个世间又有几人可以被称为半圣。用心学去解决融合问题，至少有人成功了，因此王阳明的理论在明朝成了流行学派。但是问题在于，这套理论对于国家而言太危险了，如果读书人的起点不是理学，心中没有儒家道德观，心中的天理可能会演变成其他价值观，这种随心所欲一定会破坏皇权的统制。嘉靖皇帝和文官们都嗅到了危险，所以即使是王阳明也终生无法入阁。李贽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逐步提升，工商业开始发展，知识普及率正在提高，理学的格物也可能会脱离抽象触达万物的本质，而且当时的大明帝国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当时中国官僚政治普遍认为，文化生活水平与国家安全不相容，以文官管理亿万农民，就要整齐划一，不能鼓励特殊分子，因此社会丧失发展新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问题的能力。
这就是《万历十五年》给我带来的体会，朱元璋是一个政治家，做为一个开国皇帝，他为了巩固皇权做了近乎完美的制度设计。但他的政治格局是不够的，这样的制度就像一个牢笼禁锢了本应腾飞的巨龙，而他的子孙们也缺乏变更的勇气和能力。最终这个经历276年的王朝被另一个朝代取代，那个朝代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骨子里承接的明制终将让它走向衰败，当世界向它靠拢时，中华民族错过的几百年终将换来一段屈辱的历史，而我们也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 来源:长兴联合村镇银行行长室 凌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