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2 月 25 日，重庆金融监管局一则批复引发行业关注 —— 同意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解散。这标志着作为首批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代表，汇丰银行在华村镇银行业务进一步收缩，而这只是外资行撤离该领域的一个缩影。随着我国村镇银行 “减量提质” 改革深入推进，外资行近 20 年的农村金融布局正加速退场。
外资行陆续 “离场” 布局规模持续缩减
此次获批解散的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已提前完成业务交接 —— 将存续的存贷款业务全部转让给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实现存贷款业务基本清零，通过市场化方式平稳退出。
作为最早布局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外资行之一，汇丰银行自 2007 年起响应监管政策，陆续在湖北、重庆、福建、北京等 8 省市设立 12 家村镇银行，且均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独立全资子公司。如今，荣昌支行的解散，意味着其村镇银行阵营再缩一员。
更早之前，澳新银行已率先退出。其旗下重庆梁平澳新村镇银行于 2009 年开业，2023 年 6 月便获监管批复解散，完成市场化退出。目前，仅剩东亚银行 2010 年设立的陕西富平东亚村镇银行仍在正常运营，外资在村镇银行领域的布局已大幅收缩。
回溯历史，2006 年原银监会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政策后，外资行曾掀起村镇银行布局热潮。渣打银行、澳新银行、东亚银行等纷纷跟进，监管彼时期望外资行带来先进治理理念、风控技术和差异化服务模式，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鲶鱼效应”。如今，这一尝试随着外资行的陆续退出进入调整阶段。
经营困境叠加 “水土不服” 退出成必然选择
外资行密集撤离的背后，是持续的经营压力与本地化适配难题。公开数据显示，2024 年汇丰银行旗下 12 家村镇银行全部处于净亏损状态，普遍面临客户规模小、贷款体量低的 “双低” 困境。
以重庆荣昌汇丰村镇银行为例，2024 年末其客户总数仅 4174 户，贷款客户 172 户，贷款余额 6012.24 万元，虽较 2023 年微增 1.22%，但整体规模偏小；同期，重庆大足汇丰村镇银行贷款余额同比下降 26.44%，企业类贷款业务大量退出，主要原因包括同业利率偏高、企业资金需求下降及部分企业因风险主动退出合作。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水土不服”。外资行的国际化标准流程和风控模型，与中国县域信贷市场依赖 “软信息” 和人情关系的生态难以融合。在县域市场，本土金融机构往往通过帮居民取快递、接送小孩等 “软性” 服务贴近客户，进而获取信用状况、金融需求等关键信息，而外资行的传统服务模式难以融入当地经济圈，品牌认可度始终不高。
行业退出潮持续 县域金融服务有序补位
外资行的退出，是 2025 年村镇银行 “退出潮” 的一个侧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全年已有 226 家村镇银行退出市场，较 2024 年的 93 家增长超 143%，退出方式包括解散、“村改支”、吸收合并等。
这一趋势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 “稳妥有序推进村镇银行改革重组” 列为重点任务，政府工作报告亦强调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与转型发展。此外，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4）》显示，村镇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在风险预警银行中占比达 67%，潜在风险成为行业加速调整的重要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村镇银行退出后，县域金融需求并未减少，服务承接机制正逐步完善。目前，国有大行、当地农商行分支机构等成为县域金融服务的核心承接主体，“村改支” 模式通过将村镇银行改建为母行或本地银行分支机构，实现了服务网络的平稳衔接，确保存款人权益不受影响、金融服务不中断。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县域金融服务需进一步强化本地化适配，承接机构可延续 “金融服务 + 民生服务” 的融合模式，加深与社区、农户的联结；同时，监管层面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风险分担机制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持续聚焦 “三农” 和小微企业需求，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金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