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守正创新换挡前行 历史给予现实的一些思考

• 作为一名由杭州联合银行外派长兴联合村镇银行的行长，我工作之余比较喜欢阅读与思考,最近读到一本书很有意思，书名叫《成为更理性的人：中国史的庙堂和江湖》。阅读这本书源于书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在崛起后往往会陷入迷茫，因为它的崛起本身就已经是重大的历史变迁，它从前习惯的参照系已经失效，基于这个参照系所设定的自我认知和国家目标也都失效。”这与人很相似，当人无法认清自己是谁，无法说清自己想要什么，就会陷入身份焦虑，不知何去何从。本书就是试图说清中国历史及中华民族的演变，以历史来解答当下的困惑。就像罗振宇的《文明之旅》一样，通过讲述历史，给我们提供一个超越历史的洞察，让我们更好面对当下。

  书中有七个部分，主要讲述构成中国历史的要素，分别是王霸、庙堂、士林、方域、兵戎、食货及江湖。书中提到任何文明的演进离不开两个关键环节，一是神圣与世俗区分的秩序观念即精神层面的影响。中华文明将最初的神圣投射于天地，将由天地形成的秩序投射于性别、家庭及社会关系之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人开启了精神世界的大一统；秦汉逐步形成了天下郡县、编户齐民、同文同轨、严明律法的实质大一统。在大一统过程中逐步催生了形成中华文明主要的理论体系即“名正言顺”的正统论、“畿服华裔”的空间关系和“三纲六纪”人际关系。二是军事及财政体系即物质层面的影响，当一个政权具有大规模的集中资源地及对于资源的汲取成本低于某个临界点时，它对于其他周边地区就会成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一个有能力征伐四方的中央政权，最终形成大一统。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当优势不存在，就会形成分裂，这就是中国历史各王朝更替的底层逻辑。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而商鞅变法给中国带来了往后几千年的统治技术——秦政，到此具备了形成大一统的两个必要条件。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一大区别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圣王取代了神明成为神圣规则的制定者。夏、商、周三代的祖先均源于圣王，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祖先崇拜成为了文明的内核，其神秘性远远少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的维持主要基于人际关系而非外界与自然。随着文明的演变，儒家对周代的文献进行了重新演绎，以周代先王作为政治典范，形成“王道”，以秦朝的富国强兵之策形成“霸道”，以“王道”制约君主的“霸道”，以免君王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汲取。然而这样的神圣性解释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亟待解决，就是禅让和篡权的合法性问题，商、周、秦、汉都涉及到以下犯上的问题，特别是汉高祖还是草根出身，于是“王道”之外还有“天命”，当君主无道，臣子顺应“天命”就可以推翻暴君。至此“王道”、“霸道”、“天命”形成闭环，名正则言顺。在这过程中，周与汉面临的局面最为严峻，两大王朝都提出了超有效的解决方案。周朝的礼乐制度将天命与德行统一起来，“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何为有德、何有无德，统治者掌控了神圣性的解释权，嫡庶长幼的关系为后来的分封制提出了管理依据，但是这种解释方式也有缺陷，那就是掌控权的易主和血缘被时间的稀释，所以后来出现了礼乐崩坏。汉朝的儒家创造了新的儒家知识体系，整齐风俗、教化万民，社会资源的汲取从制度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汉儒将霸道和王道的糅合，奠定了后世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模式。

  国家的治理除了精神层面，还需要更为明确的治理技术，严格按照圣王之制即史书来治理国家，有人尝试了，结果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那就是王莽。沉迷于历史并以历史的经验来解决当下问题，在现代人看来是注定会失败的，这样的教训让后人不得不反思，结果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偏离。直到宋朝，宋儒们创造了儒家的人性论，儒家士大夫们有了更高的成长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导国家治理的方法从经书史书演化为人性道德，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新的束缚，以王安石变法为例，轰轰烈烈的变法，最大的争议不在于变法本身，而在于君子还是小人的辩论。明朝的党争也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清代在西方文明的入侵下，当代儒生仍试图通过儒家经学的重建与世界的连接，洋务运动的争议焦点并不是华夷之分，而是如何在运动中防止人性道德败坏。实践证明，在面临历史未有之大变局时，需要重新构建一套理论来治理国家了。

  宋儒还有两大贡献非常重要，其一是对佛家与道家的融合，解决了一部分儒家思辨性不足的问题，传统儒家主要描述的是纲常即人际关系的现实问题，人的追求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轮回是什么？这些哲学要素几乎未有涉猎，孔子有句经典：“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提示人们多关注现实问题而不要关注超自然的事物。在长期分裂的时代，人际关系是不稳定的，儒家的劣势被佛与道填补了，特别是佛教，这种平民化的宗教在很长的时间里抚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情况在宋朝发生了改变，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一句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深刻描绘了儒家士大夫的人生目标，将人与天下世界连结在一起，在精神匮乏的时代，士大夫们表现出超强的韧性和生命力。其二是当一个大一统王朝“王道”有余、“霸道”不足时，该如何对神圣性作出解释。宋朝军事孱弱北有辽、西有夏、后又有金、蒙古，宋真宗模仿汉唐盛世封禅泰山，最后以笑话结尾。宋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将儒家经学抽象归纳为普遍适用的义理，从特定阶层的适用性扩展至社会层面的适用性，并将发展成乡约和家礼，极大了提升了社会关系的联结度，所以中华文明形成了皇帝祭天，百姓祭祖的习俗。在武功不足的情况下，华夏文明仍可以延续，后代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草原统治者也必须按照儒家的方式治理才能汲取社会资源，最典型的就是清朝的皇权不下县，无论统治者是哪个民族，文明的任性极强，不会中断。

  

  中华文明是一个靠文字凝聚起来的文明，汉字的伟大并不亚于整个文明的伟大，而文字掌握在知识阶层手中，我们称为士，士诞生于周代贵族的末流，主要服务于天子公卿。法家创造的秦政过于讲究实际，并没有给士人留下施展的位置，但法家的缺点则是无法为统治者提供神圣性解释方面的帮助。汉代，士人通过对经典的注释重新具备了从政空间，有家学传统的士族将学问转化为政治力量，庇护流民，形成地方豪族，九品中正制用评价的方式将阶层固化。直到科举的出现，才将所有读书人拉平，人人又有机会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皇帝的政治同盟从门阀豪族变成科举官僚后，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宋仁宗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超强的隐忍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创造一个华丽的时代。然而这种关系太依赖“明君”了，在皇权和官僚集团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皇权势必会寻找新的政治同盟，比如宦官和特务机构。明清朝为了加强统治，将科举应试与现实国家治理脱节，具体政务实际由师爷和下层胥吏经办，这些“技术”士人成为了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批企业家、技术人员。文字背后的治理逻辑是抽象的，无论用何种手段，终逃不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宿命，那些被摒弃的“奇技淫巧”才能真正打破循环，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讲到中国历史，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华夷之辩，特别需要讲一讲的就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长期斗争。以中原王朝的视角，任何草原文明要入主中原就必须汉化，这种观点是比较狭隘的，北魏孝文帝选择全盘汉化，最终亡国，唯有文明的融合才可以实现长期治理。清朝集众家之长，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匹配，世界与中国接轨的时代仍能维持王朝268年，足以证明融合的强大。两个文明的斗争留下了极多的故事，封狼居胥、五胡乱华、安史之乱、杨家将、岳家军可歌可泣。两个文明的最大区别是由地理结构决定的，草原文明以游牧为主，社会资源是流动的，而农耕文明以土地耕种为主，社会资源是固定的。这种区别决定了双方对社会资源汲取的效率，所以农耕文明通过编户齐民的方式降低了汲取成本，为了维持汲取效率，农耕文明还建立了更加稳固的中央财政体系和官僚体系。反观草原文明，这种以部落血脉凝结的管理体系，只能通过与农耕文明交易和掠夺维持生活，再加上草原文明军事战斗力和机动性强，发动战争的成本低（抢到就是赚到），当农耕文明孱弱之时，战争就开始了。其实草原文明还有另一个发展方向，往北往西，但北方太冷，西亚资源分散，唯有中原王朝财富集中，所以两个文明之争就成为了必然。前面说过大一统王朝的两个前提是神圣性和统治技术的结合，其实草原文明入主中原难度很大，“君权天授”需要与儒家文化的深度融合；汲取社会资源需要的官僚集团就需要继承汉制；还要解决草原部落的继承问题和部落军事力量的赎买问题（类似杯酒释兵权）。这方面的成绩，清朝比元朝好出很多。

  最后，还想说说田税制。作为农耕文明，土地制度一定是关键，中国历史土地制度的主线就是公田与私田的变化。每一次分裂后的统一都是王朝掌握大量公田然后逐步私有化，无论是井田制、屯田制还是均田制，本质就是公田私有化的过程，私有化激发了生产力，但无法抑制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带来的是中央财政的控制力变弱，社会资源的汲取成本提升，当达到一个临界点后，社会矛盾激化，新的分裂就会开始。直到唐德宗出台的两税法，才将人与土地的关系逐步解绑。从最初的田租、口赋、力役到租调制再到租庸调制和两税制，中国的税收制度总体逻辑变化不大，这不免是一种遗憾，因为秦政的带来的统治惯性，让统治集团一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人只有不离开土地，才能编户齐民，才能便于汲取资源，利于统治。发展工商业需要更加复杂的治理技术和对私有化的法律保护，这是以经史、纲常、修身治国的儒家士大夫所不擅长的，士大夫作为皇权的政治同盟本身就是这种制度的最大收益者，因此改革的动力很低。换句话说，商人的财富积累会威胁到政治同盟的稳定性，都说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还差的远，因为社会的运行逻辑没发生改变，几千年的“以德化民”使得即便是商人仍要通过科举入仕，资产阶级的形成没有得到普遍的社会共识。以农业为主的财政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缓慢，又非常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很弱，穷人收入的增长缓慢，自耕农因灾害等原因被迫出售土地，变成流民，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明清两朝人口井喷，又受到小冰河季的影响连年灾害，旧时的生产关系必须要改变才能解决社会资源的汲取效率问题。

  我从小就爱看历史，但从未思考过历史，2024年开始接触的《文明之旅》让我再次重新拾起了历史，2024年看过的历史书有好几本，有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张向荣的《祥瑞》等。今天借着这本书的读后感谈谈感受，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从历史中汲取能量来应对当下的问题，本书的重要洞察是大一统的两个要素，可以称为神圣性和统治技术，或者用书中的描述更为高深“道统”和“法统”。治理国家、治理公司或者说如何做好一名管理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难易程度的差距。我联想的就是领导力，领导权是组织赋予管理者的，就好比是“君权天授”，它只能解决管理初期的合法性问题，但领导力却是自己修炼而来的，除了权力外，还包括与政治同盟的关系，越牢靠的关系带来越高的运转效率，就好比是社会资源的汲取效率。这不仅要求管理者要修身，更要求其与同盟的“共治天下”，如何通过授权、赋能等方式让政治同盟也是就员工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及工作的意义，给予足够的支持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发挥领导力。共赢的思维才能成为建立牢不可破同盟关系的有力支撑，当个人的成长和组织的成长同频共振时，组织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关于管理技术，这些是形而下的事物，是用于保障同盟的重要手段，首先目的要明确且正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然后才能谈具体的管理措施。我们要充分尊重原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因为这是一个给组织安生立命的根本和内核，优化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守正创新非常必要。当然也要拥抱变化，聚焦外部，当原有的模式不再支持发展，要敢于创新，换挡前行。2025年，就是一次换挡的机遇，对于一家小法人机构，如何将战略聚焦于质量、效益、规模，就是一次对欲望的挑战、对固有思维模式的挑战，作为2025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既是鞭策也是鼓励。



• 来源:长兴行长室 凌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