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王莽新政的历史反思

• 一个偏执狂热的“圣人”，一群怀揣理想的知识分子，照着残破的指南，试图让理想照进现实，妄想历史会终结于他们构想的乌托邦，却最终只是一场闹剧——这是我阅读张向荣教授《祥瑞》之后最直接的感受。作为一名由杭州联合银行派驻长兴联合村镇银行的中层管理人员，闲暇之余比较喜欢阅读和思考。现代人常用“穿越者”来形容王莽，可见他与他所处时代的神秘性。王莽篡汉，结束了西汉王朝，创造了自秦以来中国封建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非暴力政权更替。这其中既有巧合，也有人为因素，更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新朝仅维持十余年，便被光武帝终结，中国再次回归熟悉的历史循环。那么，儒家所构建的“理想国”是否真的能实现？这不允许被假设，只能留给未来去验证。

  为什么是西汉

  天命的取得不仅要靠皇帝的仁义，还必须有上天的认证，皇帝发现了新的帮手，那就是儒家对于天人合一、灾异祥瑞的解释。西汉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比较浅薄，普遍比较迷信，这一套往往更为有效。但是任何制度都会留下弊端，当一朝外戚权力跨越超长周期，当外戚成为儒家领袖，掌握灾异祥瑞的话语权，当儒家快速壮大还未有制度约束时，一个集各类弊端为一体的“怪物”王莽，诞生了。

  汉高祖刘邦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他是一个秦朝人，确切地说，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在他的心中，皇帝制度与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是并存的。当他站在权力巅峰时，对帝国的未来充满不安。对于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如何与功臣集团共享天下，又能防范篡逆？出身平民的他又该如何证明自己的皇位符合天命？这些问题，刘邦并不清楚。他发出那句著名的感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为了推翻秦政而发动革命夺得天下，再简单地复制秦制显然不可行。然而，任何一位皇帝都无法忽视秦政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资源汲取上的高效。于是，汉初选择了黄老之术，黄老之术并不是简单的道家，而是与法家融合的道家，其并不否定秦政，而是以“顺其自然”的态度为法家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外衣。但黄老学派认为商汤灭夏、武王伐纣属于犯上作乱，这给汉朝的合法性带来了质疑。此时，儒家抓住了机会。他们提出：汉代秦是顺应天命，代表上天惩罚无道昏君，是正义的革命。由此，儒家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他登泰山封禅，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内心多欲，外表施仁义，在他看来，儒家只是统治工具之一。在他的主导下，以法家为底色、儒家为表象，并融合阴阳、法术、纵横之术的“汉家制度”开始成型。汉宣帝时期，皇帝对这套制度做了最精辟的总结：“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至此，儒家已完全成为皇帝用来证明天命的工具。时间是解决功臣集团问题的最佳武器，而刘氏一族还需要新的政治同盟，那就是外戚与儒者。对于皇帝而言，娘家人往往比宗亲和功臣后代更为可靠；而儒者也急于摆脱边缘地位，成为继外戚、功臣之外的新势力。在贾谊、晁错、主父偃等人的辅佐下，汉朝皇帝一代接一代地推动改革，终于在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后，彻底解决了功臣集团和宗亲的威胁。天命的取得不仅靠皇帝的仁义，还需上天的认证。皇帝发现了新的盟友：那就是儒者对“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解释权。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尚浅，普遍迷信，这一套理论往往极具说服力。然而，任何制度都会留下弊端，当某一外戚家族掌权周期过长，当外戚成为儒者的领袖，掌握灾异祥瑞的解释权，当儒者群体迅速壮大却缺乏有效约束时，一个集各类弊端于一体的“怪物”——王莽，就诞生了。

  

  儒家的自我革命

  此时的汉朝虽无外患，经济社会也无明显动乱，但贫富差距和土地兼并严重，灾异频出也昭示着刘氏的统治开始不受上天眷顾，皇帝和外戚好儒，外朝官员皆为儒生，元成二帝又无能力制衡儒家，儒家真正开始独尊。更可怕的是大家都开始相信会有一位圣王带着儒者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实现三代之治。

  我们常称汉代儒家为“政治儒家”，这是它能在百家之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儒家如何实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答案在于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儒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圣王以礼乐垂拱而治的社会：物质上人人均衡，社会按道德高低排序。第一步是恢复礼乐制度。先秦时期的儒者多为礼官，叔孙通等人为刘邦制定礼仪，使得皇帝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贵。随着儒者入仕人数的增长，汉武帝曾尝试让他们参与政务，但很快发现，儒家并不擅长处理现实事务。不过，董仲舒对宫廷灾异的解释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原来，儒学可以为他的行为披上合法、道德、神性的外衣。刘彻将“天人感应”与纵横之术糅合，赋予法家以道德外衣，这是儒家转型的第二步。此时的儒家，不过是皇权维稳的工具，与其理想相去甚远。此后，儒学成为官学，被称为“今文经学”，是由一代代儒者迎合皇权释义而来。到了元成二帝时期，儒学迎来转机。儒者从古籍中重新寻找儒学真谛，形成“古文经学”。虽然不是官方学说，不能带来功名利禄，但它描绘了一个儒家理想的国度。此时的汉朝虽无外患，经济社会看似稳定，但贫富差距加剧、土地兼并严重，灾异频发也预示着刘氏统治开始失去上天眷顾。皇帝与外戚推崇儒学，朝廷官员几乎全是儒生，元成二帝又无能力制衡儒家，儒学真正实现了独尊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孔子被儒者推上神坛。更可怕的是，人们开始相信：将有一位“圣王”带领儒者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实现三代之治。

  为什么是王莽

  王莽的最大依靠是外戚身份。外戚之所以能成为皇帝的政治同盟，除了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保鲜度”——随着皇权更迭，新外戚总会取代旧外戚。理论上，外戚难以长期掌权。而王氏是个例外。王莽的外戚身份源于王政君，她是元帝之妻、成帝之母。元成二帝虽非明君，但执政期在西汉诸帝中较长，王政君长寿（享年84岁），王氏男丁兴旺，王家领袖能力强，再加上前一代外戚势微，造就了西汉最强外戚家族，掌控朝局长达四十余年，远远超过另两家有名的外戚霍家20年、吕家15年的记录。后人常用“妇人之仁”形容王政君，她并未经历宫廷斗争，仅凭“幸运”存活下来，却对王氏家族一味退让，侵害了汉家统治。王莽则是王家中的异类，因父亲早逝，他在家族中并无优势。但他意识到，皇帝虽拥有至高权力，却畏惧天命，害怕灾异，追求祥瑞。这意味着，在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而儒学正是这一权威的解释者。因此，王莽在一群不学无术的王家子弟中，以恭敬、刻苦、修身立身，逐渐崭露头角。30岁时，他被封为新都侯，并凭借“儒家理想人格”一步步晋升为大司马。成帝死后并无子嗣，哀帝刘欣即位。他深知儒家“天人感应”理论的危险，意图效仿武宣之治，将权力集中于己身，逐步排挤王氏，他确实也成功做到了，此时的王莽应该觉得这也是王家的宿命。若继续此路线，西汉未必会被篡夺。但运气又起了决定性作用：刘欣仅执政六年，25岁便去世。王莽重回权力中心。这一次，他所依赖的不仅是外戚身份，更有儒家和民意的期待。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如周公般的“圣人”将拯救汉室。在汉朝制度中，皇帝、外戚、官僚（儒者）相互制约、互为依存。当灾异显示天命不再归于刘氏，外戚又成为儒者的领袖时，王莽篡汉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必然。

  

  王莽后面又做了什么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王莽的篡位是唯一一次非武力政权更替。新朝成立后，为何短短十余年便灭亡？王莽摄政走的是“周公模式”，这是外戚摄政的唯一合理路径，但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周公最终还政于君，王莽将来是否也要还政？二是周公是皇室宗亲，而王莽并非。尽管他从“摄皇帝”到“假皇帝”，被授予“九锡”，身份以达人臣的极致，但仍迟迟未迈出最后一步——称帝（后世曹操也做不到）。因为按王莽的设想，必须要让这场禅让符合儒家精神。谁来禅让成了难题。让傀儡皇帝或太子禅让，多少带有胁迫意味，无法证明“天命所归”。王莽需要的是一次被天下认可、近乎完美的禅让，就像尧舜那样，这才符合他“圣王”的身份。这时，“祥瑞”和“灾异”发挥了关键作用。各地突然涌现大量符命，宣称王莽应为真命天子。这些在后世很容易识破的把戏，在当时却被广泛接受。毕竟，那时的人们普遍信奉鬼神。既然活人无法完成禅让，那就借助死去之人。刘邦以赤帝之子斩白蛇起义，如今赤帝之子向黄帝后裔禅让，逻辑上也能成立。汉为火德，按五德终始论，火德之后为土德，王莽自称田齐后裔，（田齐有一脉在秦时改为王姓）而田齐被认为是黄帝之后。于是，他巧妙地将自己与黄帝联系起来。最终，这场禅让得以完成，甚至部分刘氏宗亲也表示拥护。就连后来的刘秀也曾一度认为新朝是顺应天命的。

  新朝成立后，王莽以儒家理想为蓝图，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首要任务是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重建“圣王统治下的过去”。在农耕社会，最大的经济载体是土地。王莽试图恢复井田制，实行土地公有。东汉、曹魏、唐朝也都尝试过类似政策，但那是在战乱后大量荒田可供分配的前提下。和平过渡的新朝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加之土地丈量技术有限，豪强又牢牢控制土地资源，这项制度根本无法推行。新朝重农抑商，认为商业利润远高于农业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为此，王莽推行盐、酒、铁专营，征收商业所得税，平衡物价，改革货币体系等一系列措施。但儒家在此时表现出明显的“双标”：当年汉朝举行“盐铁会议”，反对国家与民争利；而新朝却可以这样做，理由是为了抑制贫富差距。这种牵强的解释难以获得社会长期共识。

  此外，儒家对实际政务的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官员有巨大的空间能够中饱私囊，人性的恶与儒家的道德仁义背道而驰。百姓获得感缺失，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当时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产生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理念。国家收拢资源后，并未实现再分配，财富反而进一步集中，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穷。另一致命问题是儒家的“夷狄秩序观”。汉武帝虽穷兵黩武打击匈奴，但仍承认其平等地位。而王莽和儒者则坚持边境关系必须降格对待，这导致匈奴、高句丽、西域等地动荡不安。王莽采取错误策略，屯兵边境围而不打，企图以德服人，结果不仅浪费钱粮，还破坏了农耕经济，引发流民潮。短短十几年间，社会动荡程度甚至超过秦末与汉武时期。此时的新朝仍有机会自救，事实证明，王莽并非圣王，只是一个怀揣圣王梦的书呆子。如果他愿意再度禅让，儒家的理想或许还能延续。但尝到权力滋味的王莽显然不愿放手，他甚至不相信官僚系统，认为只要礼乐制度完备、法令颁布，天下自然就会变好。最终，政令出不了长安，地方出现管理真空。绿林、赤眉起义势如破竹，刘姓宗亲纷纷响应，在有心人的运作下，天下竟开始重新思“汉”。那些曾一手捧起王莽的儒者，也纷纷弃他而去。

  结语：一场理想主义的悲剧

  王莽的这场闹剧，给后人留下了和平演变政权的“说明书”。但后世帝王始终警惕着王莽们的再现。随着人类认知的进步，灾异与祥瑞虽仍在历朝历代存在，却再难发挥如西汉时期那样的影响力。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从这本书中获得的一些感悟。

  愿景的力量是强大的。儒家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国度，对于任何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谁不想生活在物质充盈、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距的时代？但愿景是抽象的，它只有希望，却没有行动力。我们不能撇开战略只谈愿景。唯有以终为始的战略落地，才能真正实现理想。新朝以儒家理想建国，却深受法家影响，政治经济改革严重偏离初衷。当战略背离初心时，不忘初心的纪律和勇于变革的决心同样不可或缺。王莽与儒家敬天重礼、仁义礼智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极端思维：认为只要出发点是好的，过程中的恶就可以忽略。这种缺乏同理心、无视人性复杂性的理念，才是真正的“恶”。

  律己才是圣人之道，用强权律他则是邪教。



•    作者:长兴行长室 凌福明